以“中國質量”提振“中國制造” 2017-03-17
3月14日，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會，邀請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支樹平等就“質量提升”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。支樹平表示，今天全國人大新聞中心首次以“質量提升”為主題，組織專門的記者會，說明質量問題確實是黨和國家非常重視的一個重大的問題，是老百姓普遍關注、國際社會也關注的問題，具有時代性和導向性。
此言得之。質檢總局反復強調“質量提升”，無疑與前日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“中國制造”遙相呼應，前者能為后者提供堅實的后盾。在3月5日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中，他提出深入實施《中國制造2025》，首次明確把發展“智能制造”作為主攻方向，加快大數據、云計算、物聯網應用，以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，推動傳統產業生產、管理和營銷模式變革，把發展智能制造作為主攻方向，推進國家智能制造示范區、制造業創新中心建設，深入實施工業強基、重大裝備專項工程，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，推動中國制造向中高端邁進。我們有理由相信，報告中提到的不論是“先進”，還是“智能“，都離不開“高質量”這一基本條件，以“中國質量”提振“中國制造”，這個可以有！
然而，“中國質量”有喜有憂。中國的高鐵、核電，還有工程建設的水平享譽世界，行銷全球，例如震驚國外的云南北盤江大橋，說明中國貨的確有拿得出手的“頭牌”，這是“有喜”。然而另一方面，中高端的產品難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，“海淘”、“海購”、消費外溢，商品制造業總體上處于產業鏈的中低端，服務業總體上提升也比較緩慢，人民群眾對“國貨”意見不斷，這是“有憂”。因此，在推動“中國制造”領跑國際市場之前，我們必須準確自我定位，既不能妄自菲薄，忽視取得的很大進步，又不能沾沾自喜，不承認與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。“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”。只有正視中國質量所處的階段和不平衡性，才能找準“中國制造”的短板所在。
如何“補短板”？這就需要供給側率先發力。去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《貫徹實施質量發展綱要2016年行動計劃》，著力要求增強制造業的產品質量，推動品牌提升，切實將產品質量列入國家行動，更表明質量強國有望納入國家戰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份文件提到了空氣凈化器、電飯煲、智能馬桶蓋等公眾普遍關注的消費品專項行動，從大眾的需求反向為供給側施壓，這無疑是中國目前最火熱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縮影。對中國制造而言，從供給側打造出優秀產品，推動制造業提質增效，創造出新的需求，才能打破國際現成產品的封鎖，進一步提升國際消費者信心，最終開辟國際市場。
提升“中國質量”還需要“工匠精神”。“工匠精神”這個詞從去年一直火到現在，李克強總理反復提及，就是為了鼓勵企業開展個性化定制、柔性化生產，像工匠一樣對自己的產品精雕細琢，精益求精，既追求極致又敢于創新。曾幾何時，中國古代的工匠比比皆是，魯班、庖丁解牛的故事為人所津津樂道。然而，對中國現代企業而言，工匠精神卻顯得十分不足，這進而又影響了企業的長遠發展。據去年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統計，中國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僅2.5年，集團企業的平均壽命僅7-8年。而全球超過200年的企業，日本有3146 家，德國有837家，荷蘭有222家，法國有196家。面對如此龐大的國際競爭壓力，“中國制造”若沒有“工匠精神”壓陣，又如何能夠脫穎而出呢？
因此，我們不僅要弘揚“工匠精神”，更需要重視“工匠”的培養。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已經進入了新常態,即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要內容的職業大變動階段。新科技革命的興起,加上我國制造業進入世界前列,都對職業教育的發展都提出了急迫的要求,要求職業教育為國家提供大量的技術人才支持。所以我們必須改變教學和實踐脫節的現狀，將學歷教育、職業教育、技能培訓結合起來，以提升人才的實用性與實踐能力。此外再伴隨著精準扶貧工作的推進，通過健全向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提供職業教育和培訓的供給機制，讓“農民工”也能接受完善的技能培訓，不斷提升技藝水平、創造財富，實現“全面小康”。我們相信，在不久的將來，“農民工”的稱謂將成為過去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對優秀人才、優秀技工的尊稱——匠人。
質量是企業的生命，那么“中國質量”就是“中國制造”的生命。以“中國質量”提振“中國制造”，必須找準自我定位，牽住“供給側改革”的牛鼻子，打好人才培養和精準扶貧等組合拳，讓重視質量、創造質量成為社會風尚，讓追求卓越、崇尚一流成為全民族的價值導向，最終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，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，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。
來源：人民網